郑炳林教授及其团队历时17年，成功编撰完成330余万字、七卷本的《敦煌通史》，该成果荣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郑炳林本人也因其杰出贡献，于7月1日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郑炳林教授，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是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敦煌学和西北史地，已发表学术论文330余篇，主持完成科研项目30余项。

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为研究生讲解，内容涉及不同马种穿越丝绸之路对畜牧业的影响，并结合简牍释文进行解读。他带领学生们深入探究敦煌自西汉至近代的历史变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及居民生活等方方面面。郑教授表示，贯通敦煌历史的研究极具挑战性。

领头雁的贡献：巨著的诞生

甘肃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作为汉代重要的边塞关隘，其设置原因及成本效益曾引发疑问。郑炳林教授在《敦煌通史·两汉卷》中，通过《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一节，详细考证了这两关的设立时间和功能，强调敦煌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点和交通枢纽的重要性。为了更全面系统地梳理敦煌历史，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成为必然。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教授开始着手编撰《敦煌通史》。此前，他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深耕二十余年，但研究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郑教授下定决心，要倾注力量，提升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敦煌通史》的编撰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郑教授的团队成员皆由他亲自培养的博士生或博士后组成。郑教授回忆道，尽管深知困难重重，但团队充满信心，将最精锐的力量投入到这项挑战性的工作中。其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篇幅最巨，正文超过50万字，由郑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共同执笔。

郑教授特别提到敦煌汉简的宝贵价值。由于《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对两汉时期敦煌的记载有限，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立为研究提供了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特别是悬泉置汉简，为研究西汉敦煌历史提供了丰富素材。这些汉简涵盖了行政、军事、对外交流、地理交通、民生百态及私人信件等内容。郑教授表示，一枚汉简可能需要反复研读超过30遍，每次都能带来新的发现。

搭建框架：七卷本的完成

由《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的65万字《敦煌简史》，自半年前出版以来已加印两次。作为团队中的中坚力量，副所长魏迎春与郑教授讨论着未来的研究计划。魏迎春是团队中“70后”的核心成员，她表示，编撰通史不仅在于字数，更在于系统性的统筹协调。分卷的设置并非仅依据朝代或时间跨度，而是取决于各时间段史料的研究价值。她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编撰《敦煌通史》的基本原则。

项目启动时，团队规模不足10人，分工问题尤为突出。郑教授与魏迎春深入了解每位成员的研究方向，最终确定了各卷的主题和执笔人。魏迎春在与团队的协作中，逐步提升了编撰通史的能力，她提到，在写作体例上既遵循传统史学规范，又突出重要事件，同时力求各卷篇幅均衡。

历经17年，《敦煌通史》七卷本终于问世。郑教授总结道，在编撰过程中，团队在工作节奏调度、撰写方向确定、作者风格尊重、作者与出版社的稿件往返协调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郑教授团队受邀开始编撰《凉州通史》。凭借《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凉州通史》，并于去年底发行。

新秀探索：填补历史空白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通过研究1000多年前敦煌文献中关于麦子加工费减少的记载，推测当时加工工具的效率可能有所提升。在撰写《敦煌通史·吐蕃卷》时，她将各类资料整合研究，并在郑教授的指导下，尝试从古人的生活视角去理解历史。

陈继宏指出，在敦煌历史研究中，许多朝代的官方史料不足，记账文书、购买契约等敦煌文献资料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她强调，将自己代入古代生活，才能更真实地认识历史。为填补研究空白，团队成员需从多语种资料中提炼精华。陈继宏在郑教授鼓励下学习藏文，对照藏文文书合集，逐步理解和建构不同时代敦煌历史的联系。

副教授陈光文，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也最为薄弱。尽管海上贸易兴起导致敦煌在商贸和对外交流中的节点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人沿此路线活动，并留下大量游记和见闻。其中，西夏文资料的收集与解读成为关键。

在学术界对西夏管理敦煌的时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陈光文通过重新释读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的一则两行西夏文题记，提出了新的观点，该观点已成为《敦煌通史》的重要内容。郑教授鼓励团队成员大胆创新，弥补研究空白。陈光文回忆，从资料收集到观点形成，几乎是从零开始，但郑教授要求他保持持续的研究状态，积少成多。完成此书，也成为陈光文一次严格的学术训练。

郑教授表示，团队的研究并未止步，目前正在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在采访中，我深切感受到，尽管郑炳林教授研究敦煌历史多年，但要高质量地编撰一部通史，需要付出更长时间的“冷板凳”功夫，深入学术的“深水区”。这既需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责任感，也考验着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功底。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如同挖掘“深井”。研究历史，必须“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七卷《敦煌通史》涵盖了从墙壁题记到区域变迁的每一个细节，正是学者们夜以继日的钻研和论证，才构建出“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则是博采众长、贯通“脉络”的方法论。一部通史的编撰凝聚了整个研究团队的心血，融合了不同学者的学术精华。郑炳林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充分尊重团队成员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将个体力量汇聚于同一学术目标，使得《敦煌通史》既精彩又富有深度。